“且不论ji商可否管制。纵然假设可以管制，但是若朝廷改关税为种植税，一旦茶叶卖不出价钱，全部都积压在农户手中，农户又何来钱财完税？茶商知道情形之后，岂有不故意故作囤积之态，诱使农户纷纷贱价抢售以完税？如此，岂非朝廷做了茶商帮凶，把茶叶难售的风险从茶商身上转嫁到了农户身上，如此岂是朝廷长久之良法？”
这一论点抛出来之后，柳述不得不彻底哑火。也难怪虞世基和萧瑀急了，主要是他们代表的都是江东系的官员利益，不比柳述裴蕴元衡这些关陇老门阀。茶叶的种植都是在南方，如果征收种植税，那是妥妥地把全部风险和完税压力压到了南方的农户身上，而北方的行商就可以彻底逃脱风险，所以余杭人虞世基和常州人萧瑀怎能不据理力争呢？
双方唇枪舌剑再战半刻，的反对声逐渐被越压越低，最后只能死守着一个“工程浩大，钱粮靡费”的由头反对修运河，以及与修运河配套的系列政策，至于别的点，都已经丢光了。
“够了！如此吵闹，成何体统！”坐在御座上听得心烦的杨坚，终于开口喝止了群臣，静了一静，才点名找工部尚书杨达问：“士达，你倒是算算，若是疏浚拓宽山阴渎、邗沟故道、鸿沟故道等古河道。所需靡费人工钱粮，当计多少？”
杨达是杨坚的远房堂侄，他还有一个亲哥哥杨雄是宗正卿、右翊卫大将军，爵位观德王。不过杨达自己却没有郡王封号，只是在朝中做官而已，他从开皇十五年起便担任了工部尚书，如今对于工部的业务也算颇为熟悉。听了杨坚垂询，当下也不合计，就把此前盘算好的数据如实上奏：
“回禀陛下，邗沟、山阴渎故道，若要修葺，需每期各发20万正丁力役，按朝廷制度，重役年份服徭役六十日，则每两月一轮换，预期一年可成，即共计4~6期。如此，总共有200万丁次。鸿沟故道沟通黄淮，历程比之邗沟更长，故分段修葺工期可不变，但力役更需倍之。再有根据朝廷成例经验，力役修河工六十日，则计较征集往返途中、并重力劳作时口粮增耗，百姓需比无徭役年份多负担三个月口粮。”
折算一下，修较短的江南河和邗沟，各需要100万正丁苦干60天。鸿沟需要200万正丁60天。如果三段一起修，那就是400万正丁。在如今开皇十九年整个大隋朝才八百多万户、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情况下，这个400万正丁那就相当于是全天下都要两户一丁地抽徭役了。
考虑到这种活儿还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异地征发徭役，因此若是只从两淮二十州与河南、江东的沿河州郡抽丁的话，总共才三十多个州，才占大隋117州的三分之一。考虑到这些州郡还不是最富庶人口稠密的，那么压力就相当于每户出两个丁、或者说在每户一丁的情况下把服役期延长到四个月。如果那么干，妥妥地一年农时就没了。
所以，运河的工程肯定要分好几年完成，关键是究竟分几年的问题。便是历史上隋炀帝登基之后，黄河以南的三段河道也是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完成的，饶是如此，看看炀帝一朝的哀鸿遍野，就知道还是用民过重了（当然炀帝同期还有东都和一水儿的宫殿、龙舟工程）。
杨坚是个节俭的皇帝，听了杨达抱出来的数字远比当年的广通渠高了好几倍，也是心惊不已，只能转过去问民部尚书韦冲，民部方面能够筹措的徭役规模有多大，来年朝廷可以承受多大的税粮减免——按照大隋法度，平时百姓一年应当无偿为朝廷服徭役的期限只是20天。如果要延长到60天的话，依法这些超期服役的丁口当年就可以免除税粮了。这对于朝廷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
相比于工部尚书杨达的专业，韦冲这个民部尚书显然是半吊子——谁让他去年还是幽州总管，跟着汉王打高丽的厮杀汉呢？若不是原民部尚书斛律孝卿今年刚刚病死、朝廷又觉得韦冲在征讨高丽失败后不适合继续镇边带兵，才把他平调撸到民部尚书位置上的。如今屁股还没坐热几个月，就摊上了这么复杂的政务。
“陛下……若是按照减400万正丁的粮税，粗粗来算，朝廷至少要减收800万石粟米。”
隋朝初年乃至北朝时期，虽然名义上沿用了汉制的“三十税一”，但是实际上因为计算的不便，都是按照均田制来折算应税粮食的。每个正丁朝廷“假设”他能够种七十亩田地，所以七十亩中田的理论产出折算税率后便为四斛（南北朝及隋唐的斛是五斗）即两石粟米。至于百姓实际上有没有这么多的田可以种，朝廷是不管的。所以400万正丁免税一年，就是简单直白实实在在的800万石税粮。
杨坚觉得有点坐不住了。这个办法要推行下去，除非有大臣自告奋勇请命，能够把预算减下去，不然如何做得起？
……
ps：虽然转折地生硬了些，罢了。